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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

城镇化发展论文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一)城镇化水平低一是城镇化率水平低。从2011年的对比数据显示,恩施州城镇化率32.5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74个百分点,比湖北省平均水平低19.3个百分点。二是城镇规模小导致集聚能力不强。恩格斯说过:城市是一个放大器,由于城市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工与合作,能够把原来的生产力加以放大。从恩施州实际看,除开县城以外,乡镇规模偏小,从小城镇吸纳人口和集聚乡镇工业的情况来看,很多小城镇不具备吸纳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集聚大批乡镇企业的能力。三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

(二)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地方财政投资乏力。2012年全州地方财政总收入90.98亿元,而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79.6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二是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筹集不足。2012年,全州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12.49亿元,其中财政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收入仅为2879万元,占比为2.3%。三是乡镇建设资金匮乏。全州2012年34个建制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仅为2.6亿元,而镇本级投入不足3000万元。43个乡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1.06亿元,本级投入3122万元。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四)做好产业文章,支撑城镇发展一是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要求,统筹城镇新区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城镇集中,将各类园区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布局,有序拓展城市空间,推进产城一体化发展。二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抓住东部生产要素和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立足恩施州资源禀赋条件,主动承接转移,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三是发展特色产业。依托特色资源优势,构建以现代特色农业为基础,资源型新型工业为支撑、生态文化旅游业为引擎的特色产业体系,推进州域经济转型升级。依托地理相邻、文化相近、产业类同特点加强恩施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加强州内2市6县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互促互赢的一体发展格局。四是加快产城融合。加快建设特色农业专业乡镇、专业村,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化板块基地和产业带。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产业经营化水平。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首先,通过确定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来判断最大滞后期。表2为0—5阶VAR模型LR检验统计量、最终预测误差FPE、AIC、SC和HQ信息准则值[4],*标记出依据相应准则选择出来的滞后阶数。可以看出,有一半的准则选出来的滞后阶数为2阶,可判定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第二步,确定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由于协整检验模型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其滞后期是无约束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所以协整检验的滞后期应为1;最后,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没有确定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无截距作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方程(表2)。滞后期为1,加*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3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0个、至少1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接受至少两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说明LNPI、LNIND和LNUR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农民收入与工业化、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协整分析给出了农民收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实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到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反映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还可以反映短期偏离的修正机制,估计结果如下。上述模型描述了均衡误差对农民收入增长短期动态的影响,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表明通过误差修正项的调节,可以使短期内的偏差在较短时间内向长期趋势调整,符合相反修正机制。从模型结果来看,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工业化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4499个单位;城镇化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3491个单位。说明工业化较城镇化来讲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6]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解决此类问题,该检验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对1至3的滞后期分别做因果检验,然后对结果做统计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避免简单一次判断所得出结论的武断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分别为1至3的工业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数分别为1和2的城镇化水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农民收入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由此说明河南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又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影响。

4方差分解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意大利由于工业化水平较英、法、德落后,被人们称为“发达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整个欧洲城镇化的特点,比如:严格控制城市中心的蔓延式发展,特别注重历史传统的传承和保护,注重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等。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英、法、德等国的平均水平,其人口城镇化在达到50%后没有采取上述英、德两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而是直接进入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现在看来这种模式似乎更适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成千上万个城镇化的村庄和小城镇的空间布局模式正是当前生态健康城镇化所追求的一种发展模式。纵观整个欧洲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是:中心城市大多保持一种紧凑型高密度的发展模式,严格控制城市中心的无限扩展;在城市之外大力发展带有人文性质的小城镇和乡村单元,注重文化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高效率地使用土地,为将来的城市发展留出空间;整个欧盟的农村区域(中心区和郊区之外、大的卫星城镇之间的广袤区域)大多是采用后现代的物质形态空间布局特征,所有的村庄规划建设均以开放空间网络和人的需求为主导来进行规划建设布局。这个开放空间网络的构成体系繁多,包括农田、草地、林地、沟渠、湿地、河流等,它们都需要得到最好的保护和利用,而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也需要得到合理的保护。道路体系是维持上述体系和谐优化发展的基本建设工具,因此人工构建物在其中的充填式开发和道路一起决定着整个体系能否保持最合理的状态。开放空间中的优质农田得到了最大的重视,其他各种因素也不可或缺,其中湿地成为村庄设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无论在欧盟哪个国家,村庄的主污水管道由政府负担,各户拥有自己的家庭污水处理系统,经处理后(必须达到二级水标准),排入村庄主污水管道,再经主污水管道将污水排放到居住区以外的湿地里,使污水得到再处理。这个湿地决定着村庄的人口承载能力和布局,如居民区的规模和安排,其他空间要素的方位等。这样开放空间的各要素(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和景观以及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和谐发展,也伴随着最大的经济效益。道路必须在开发空间各要素之间适当的开闭,而不能盲目扩张和随意伸展,且在诸多地段要尽量采取砂石路和石板路为路面基材,避免大面积硬化地面。农宅建设方面在原有的边界内尽量提高居住密度,减少住宅和院落的占地面积。乡村街道尽量创造适宜人的尺度的开放空间(步行街区和小游园)。

2美国

美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如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工业城市环境逐步变差,美国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严重,这些因素造成美国城镇化的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度的郊区化模式,即美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通俗讲就是“无边界城市”。这种过度的郊区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美国城镇化的具体特征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城市大部分采用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布局,如:高密度公寓式街区,高耸的玻璃办公楼,封闭购物商城,未来派快速路,单一功能的区划等。严重缺乏人文情调、邻里关系和人气,环境陌生,生活工作机械化不方便,缺少文化娱乐氛围;美国郊区的特征是建筑密度很低,以独立住宅为主;采用严格功能分区(居住、购物、工作各自分离),大部分家庭日常需求依靠汽车;住宅区开发大量占用农业用地;购物主要在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圈内,而非欧洲那样的传统商业区;城镇内部道路采用棋盘式布局,直接跟高速公路相连;有限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不足;公建设施如学校、医院等水平远高于内城;商业建筑采用火柴盒式构型。它的总体布局方式与中心区基本相似,仅仅是低密度而已,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将原来那种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摩天大楼的立体城市变成了今天信息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水平式城市”[2]。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人口的60%居住在核心区,但到了2000年,约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尽管美国的郊区化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并未彻底改变中心城区的缺陷,同时还增加了新的破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美国独立式住宅的总面积比其他建筑的总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以说,美国的城镇化过程即是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这种城市蔓延模式也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政府还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3]。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美国乡村对开放空间的保护是一个传统。《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在美国农田和湿地是大规模共同存在的现象。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居住区以及商业功能区的缓冲地带,它们之间功能混合的程度和多样性不如欧盟那样明显,保护开放空间的常用方式是组团式布局(也称为开放空间设计),另一个区别欧盟的模式是采用简单的工业化模式。对比欧盟和美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村庄发展模式,欧盟基本保持原有村庄的用地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用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方式将原来的乡村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城市水平,保持了原有的乡村风貌,所有的公共空间要素得到最大的协调和保护,这是通过千百年探索而得到的一个最佳结果。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是在一个绿地上以城市开发的方式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所有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的。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在充分继续保持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开放空间,解决各种资源的浪费、污染、短缺、交通拥堵、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问题,显然后者的问题更加困难。在欧美的乡村发展中还有些教训:把乡村功能局限在单纯农业上会引起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造成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粮食安全;把乡村基础建设等同于生产性基础建设会导致严重缺少社会公共服务;过度地拆并乡村建设中心居民点等。

3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城镇化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的整体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和转移,日本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但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成效有限,特别是东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集聚发展。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腾飞也伴随着空间高度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韩国政府曾经忽视了农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后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国民精神来启发和唤醒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发展。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韩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除了形成能够抗衡首都圈的经济规模,地方都市圈还要为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核、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基地和特定产业领域的国中心。

4中国

中国目前城镇化所面临的具体状态如下:1)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短促而剧烈,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中国目前都已集中爆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居住占地和耕地)少,约0.093hm2。3)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气候环境、人口构成等差异巨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的经济特征、城乡状况和人口构成与欧、美、日的大城市相近,城市蔓延程度和密集程度可能较之更高。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人口密度极具降低,因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我国是政府政策性主导的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声音过于渺小和无力,这在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单一声音为主导的城镇化政策是十分有害的。5)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节奏过快,且采用的是极端粗放的发展模式,各方面都缺乏德国式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概念。这正在造成着巨大的浪费,这种极端恶劣抵消的习性严重损害城镇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6)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美国式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财富的雄心壮志,同时还拥有远超欧盟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二者达成协调发展的难度非常巨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规律(普遍性),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城镇化的最佳模式,此模式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城市发展通过城市蔓延、摊大饼、郊区化、逆城市化这几个阶段,而直接走向后现代或准后现代模式。在此设计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是一种四级区划模式(包含中心区、郊区、卫星城和村庄四个层面)。后现代化在建筑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开放式空间和封闭式空间之间的矛盾构成形式中,把开放式空间从现代建筑规划模式中的道路网络、广场等人造区域扩大到公园、街道、商场、树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牧场等。不仅要求上述诸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良好地围合、环抱、隔离,还要求诸要素之间进行良好地互动和和谐共生。这个问题在四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要很好的实现,因此它的设计难度也是很高的。下面分别从人口构成、产业分布、综合地位和发展方向、建筑规划模式来完成对这四级模式的描述。

4.1中心城市区作为中心城市区应承载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的社会无产或低产收入阶层人士,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在此生活和工作,不允许造成城市中心区人口空心的现象;产业构成上主要承载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不允许发生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其地位为区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建筑规划方面,不能采用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而要采用高密度、紧凑型、混合功能、立体化的空间布局,打造一个复杂精密、运转高效的庞大城市机器,以满足众多人们舒适生活和紧张工作的需求,也就是德国的“极核效应”模式和日本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庞大的机器之中个人不会感到渺小和孤独,因为这种混合功能模式可以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自身生活在适宜的空间之中。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完备,特别是轨道交通非常完善(日本东京地铁有3000km,地下5层空间分布,而北京地铁只有300km,可提高的空间很大)。

4.2郊区在此区域尽量避免采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模式,采用混合型的、中等密度的、紧凑型的模式。人口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社会高收入阶层;产业分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包括高端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商业、医疗、金融服务等;综合地位为城市次中心区;规划建筑布局上为较高密度的混合功能模式,绝不能采用欧美的低密度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这里有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4.3卫星城镇郊区之外布置卫星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是工薪阶层和少量农村人口;产业分布为中低端制造业,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相关服务业(农机修理、矿业机械修理、产业工业园等);规划建筑模式采用较高密度的(高于郊区低于中心区)、紧凑型、混合功能模式。

4.4农村主要指分布在广袤田野中的农村居住点。人口构成为全部的农村人口;产业模式主要是采用机械化耕作来保证整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在这里要防止产业功能的过度农业化,使得农田覆盖面积过广而造成产业面积过度膨胀;规划建筑布局避免采用方格网状的整齐排列的工业化布局,而要合理组合各种开放空间要素的组团式紧凑型布局(如江浙一带水乡、徽派民居小镇等),保持乡土特色和地方风貌。还要避免工业化建筑风格,道路不采用水泥硬地,而采用砂石路和石板道路,街区尺度要多样化,不要设计宽直的马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尽量由政府完成),污水处理和湿地要借鉴欧盟的经验。

5结语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信息化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信息化发展有利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合理进行空间布局,提高城镇公共服务水平,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很有必要。

(1)信息化发展有利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发展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极为重要。物联网,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生产方式变革,另一方面丰富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物联网技术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技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及推动,促使二次产业、三次产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逐渐向高效、低碳、集约、节约、智能、绿色的生产方式转变。在电子计算机终端控制下,智能化、自动化的机器人参与制造业产品生产,极大提高了车间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容错率,节约了成本与资源,有效避免了大机器生产不可自动调控的缺点。与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相比,信息化生产方式环保、低碳、附加值高,对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有所帮助。信息技术的进步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尤其微信等应用软件的发展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微信打车,微信购物,微信支付等应用而生。“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模式渗透社会各个领域,通过移动终端,出远门可以微信预订、自助选房,微信支付;酒后代驾服务;聚会就餐可以通过终端预订,自助点餐,微信呼叫服务;在医院可以微信全流程支付,微信叫号,随时查看化验单及药方。网络购物,信息消费逐渐增加,一方面丰富了居民的消费模式,另一方面也使居民间接的参与到了商品的设计过程。住房方面,信息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住房区的物业智能管理,对其住宿环境,安全等方面有所帮助,也拓宽了居民信息收集渠道。社会保障方面,通过计算机进行统一管理,一卡式服务并按时发放低保,极大的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指数。因此,信息化发展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很有必要。

(2)信息化促进城镇发展进行合理空间布局。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影响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这些问题和矛盾制约了城市发展。信息技术对于优化城市群建设,科学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小城镇建设,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作用巨大。信息技术的提高有利于优化城镇化格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7】”。信息技术创新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实现要素集聚,提升中心城市的影响力,特大城市必须发挥好其核心功能,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培育形成城市群。中小城市发展也要利用好信息产业,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其他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其地区经济活力,具备中转联接功能的城市必须要与其他地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互通有无,联动发展,共同应对外部挑战。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通过信息化的带动,推动小城镇特色产业,产品发展,发挥好其“亚核心”作用,抑制资源流失,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支持城市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因地制宜的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中心城市群,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之间要素合理流动及信息资源共享,最终实现城镇空间的合理布局【8】。此外,随着相关信息技术及关联技术的创新,城镇地下空间得到了优化利用,通过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和管理信息系统、数字城管、地下管线信息管理、智慧城市等信息平台,以现代信息技术助推地下空间利用的有效管理,通过信息化及信息技术的推动,城镇供水燃气部门、道路、广场、高架桥下、街头绿地、商业街区、客运站点和城市出入口等地方均采用电子信息产品,对其日常生产生活进行电子监测,以应对突发状况,实现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环境健康舒适、上下班高峰道路交通堵塞缓解、公共空间管理规范、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可见信息化对于促进城镇空间合理布局尤为重要。

(3)信息化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水平要有所提高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带动。信息技术的提高带来的是信息化办公,各级政府积极建设电子政务云平台,依托电子政务提高政府日常办公效率。政府通过“统计微讯”和移动资讯客户端主动公开政府政务信息,而且国家统计局积极拓展新媒体信息公开平台,通过官方微信为社会公众提供统计数据、数据解读、统计知识、统计工作等各类统计信息,便于城镇居民进行监督。在劳动力就业管理方面,信息化有助于相关部门对劳动力进行统一信息收集管理,为劳动力提供企业招聘信息资源及相关技能培训,尤其农民工劳动力,这对于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提高体力劳动力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都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信息技术发展有助于提高社保服务信息化,建立参保人信息库和财务信息管理核算云平台,实现参保人医疗费用实时结算,解决参保人垫付费用不便的问题。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完善网上自助服务业务功能及社保卡信息查询系统,实现业务经办方式多元化,有效提升社保信息化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城镇居民的实际问题。此外,信息技术升级加快了信息高速高速公路建设步伐,村村通,户户通,土地整改等项目对于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作用明显。在很多领域,信息化的发展对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都有所助力。

(4)信息化有利于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随着TD-LTE(4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宽领域应用,信息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点。2014年上半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累计17708172万元,同比增长21.3%,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收入本期累计30853782万元,同比增长27.5%,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本期累计28983826万元,同比增长21.3%。这些成果既反映出城镇居民对于信息资源数据及服务的需求增加,又体现出信息产业的重要性。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产业优化升级带来了机遇,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各地区的主导产业,进而辐射带动第一、二、三产业的技术变革。一方面,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加强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建立一些农业科技示范田及技术研究机构,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优化升级,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及推广作用巨大。对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二次产业而言,必须把新技术新思想用于企业产品研发、制造和企业管理上,这样产业链条才能四通八达,产品才能符合消费者需求,否则必将被市场淘汰。此外,信息产业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与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每一次信息技术的创新变革都是对产业经济的冲击,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及企业正确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逐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助力信息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信息产业链附加值,推动信息产业集聚,形成城镇经济增长极,引领新型城镇化向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

2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困境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化发展在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难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信息化观念落后,城镇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发展。

(1)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镇基础设施质量不达标,道路规划,管道线路铺设不合理导致后期城镇化建设效率低下,重复建设,既浪费了社会资源,又影响了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信息基础设施不健全,光纤、通讯网、基站建设等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维护不到位,信息闭塞,信息资源获取渠道窄,设备老化。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公正,需要我们正视。例如在2013年末,全国有16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线路长度2213公里,车站数1447个,在建轨道交通线路长度2760公里,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意义重大,城镇地区则因地质、资金、技术、管理等达不到标准,难以建设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智能交通、绿色交通、交通信息一体化无法实现。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失衡,在2013年末,城市集中供热管道达到17.8万公里,集中供热面积57.2亿平方米,而县城供热管道建设4.0万公里,集中供热面积10.3以平方米,差距明显,形成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和县城及农村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矛盾。不利于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等滞后,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绿色城镇的发展,基础设施亟待优化升级。

(2)信息化观念落后。在发展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地方还是以工业时代的观念来发展经济,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资源获取渠道极窄,信息闭塞,怎么通过信息化发展来促进城镇化更好的发展,我们应该有一个与之相符的理念指导,这样新型城镇化发展才会少走弯路。

(3)城镇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我国大部分城镇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跟不上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城镇教育科技信息化区域跨度明显,大城市教育信息化程度高,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丰富,中小城镇教育信息化无法与之相比,很难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教育信息化方面硬件软件设施建设。高新技术难以推广,成本过高,现代科技产业园区难以在城镇建设,不能为工农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城镇管理信息化不强,建立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各领域一体化智能化发展信息平台难,无法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信息网络安全环境堪忧,信息泄露,失真,被盗等给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更深层次影响社会稳定,信息网络环境建设仍需加强。第三方机构与银行合作不紧密,移动手机支付业务在城镇地区难以发挥作用。很多地方缺乏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不能实现智能化管理,城镇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城镇化发展质量难以提高。

3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途径

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信息化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何使信息化更好的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其中智慧城市是关键,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推手,转变信息化观念是重点。

(1)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多渠道宽领域应用,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越来越成为社会热点,许多学者专家达成共识。智慧城市将在未来成为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平衡点,最终达到新型城镇化智能化发展。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融合了移动互联网,4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技术,信息采集及数据分析能力突出,能够及时对自然灾害进行预警,降低人民财产安全损失,提高城镇市场经济活力,实现城市内各部门之间信息传输,改善城镇发展环境,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指数。智慧城市的建设有利于改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智慧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信息网络渠道向农村地区外延,农村地区信息化水平得到有效改善,村民能用上智能手机,数字电视,城乡数字化鸿沟有所缓解。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政府政务电算化,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化,办公自动化等极大提高业务效率,不仅提高了政府运转效率,更为城镇居民提供快捷安全的服务。互联网经济在信息化推动下发展迅速,城镇居民不用担心财产安全,随时可以网上转账支付或者进行金融投资、网上购物等经济活动,丰富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以信息化发展为契机,包括上海、江苏、长春等诸多城市及城镇提出了向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宽带提速,光纤入户等服务越来越人性化、科学化,“宽带江苏”,“智慧上海”等以地方命名的智慧型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对于提高城镇户籍人口规模,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重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有利于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智能化发展。

(2)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生产力越来越受到企业政府重视。随之产生一批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企业或者零售商及零部件加工制造企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进而形成产业群,吸引外资或者发达地区技术先进的企业来本地考察投资,带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聚集效应加强,使其他关联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信息技术爆炸式发展,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及通讯设备升级,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新城代谢速度,提高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冲劲,对于改善传统工业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作用显著。另一方面,科技园区发展可以吸引中高级及基层人员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对于“城市病”有所缓解。因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是信息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绿色集约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立足于城乡居民,统筹谋划、协调城乡的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抓手,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目的就是破解城乡二元“鸿沟”,缩小城乡差距,最终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居住环境一体化、民生保障一体化。因此,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大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促进城乡同步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决定着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同步性和协调性。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割裂了城乡的联系,拉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破解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民增收途径单一等问题。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使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更多的经营活动,从而多途径地获得收益,提高农民收入。

(二)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出口、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外部市场需求不畅,投资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唯有拉动内需是最具潜力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统筹谋划、高标准规划,可以使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环境上,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拉动各类投资向农村聚焦,扭转过去那种投资过于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释放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作业模式和习惯的影响,农村活力不足、作业方式粗放、稳粮增产的压力比较大。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按照城乡一体的思路,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产业为基础,以产业推进城镇化,可以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使农村的经济模式更加多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也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特点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趋势。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界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城镇化也开始破题起步,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更快,积累了丰富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但整体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农村基础薄弱,吃饭问题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城镇化发展多是自主城镇化我国城乡的区分最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土地性质的不同,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村镇的土地多属于集体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沿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的许多村镇,发展成为在居住、生活、生产等方面与城市相似的人口聚集的社区,已经消除了城乡差距,实现了自主城镇化,这种现象在南方发达地区非常普遍,在这些地区已经很难区分城市与乡村。然而这种城镇化并非以先行将土地征为国有为前提,而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城镇化,这种发展明显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局限性很大,潜在的问题也很多。

(二)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步晚,走的弯路较多,特别是由于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世界发达国家滞后了近半个世纪。

(三)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早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明显的是工业得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有待解决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上楼,简单地把农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打破城乡间的固有障碍,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让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生存有保障、挣钱有门路、生活有面子,使进城农民能够与城市市民一样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化”待遇,逐步消除因农业户籍与城镇户籍不同而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中央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镇化也不同于城镇建设,是一种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内涵丰富,既包括城镇建设,也包含以改善农村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的城镇化,可以使农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相融合的城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准确把握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原则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找准方向,走对路子,才能不造成历史的遗憾,留下历史的包袱。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方面四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扩大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以就业为导向提升城镇安排就业的能力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育不健全,本地就业岗位少,必须把扩大城镇就业作为城镇化的前提,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生计为先,不断扩大城镇产业规模,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火车头”,加快新型城镇化必须把强化产业支撑摆在突出位置,通过二三产业发展带动人口向城镇集中。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著名城市学家贝利曾指出,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尽管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其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多样化的人类后果③。新中国的城镇化战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正是在这种战略演进之中,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以及新近的公共治理需求变化得以呈现。第一,抑制型城镇化或逆城镇化。自新中国建立至“”结束,基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城市(镇)化采取极为谨慎的限制发展思路,城市建设总体上处于相对迟缓甚至是停滞且有阶段性起伏的状态。譬如,1949—1957年为显著的上升期,城镇化率从10.64%上升到15.39%;而1958—1965年间,则分别经历了前三年的快速增长和后五年的持续下降,城镇化率一度达到19.75%的阶段高位,也曾一度因撤销城市而迅速降至17.98%。及至“”,城镇化基本停滞,1977年的城镇化率甚至负增长至17.55%④。此阶段的城镇化,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重大影响:一是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建设资源的匮乏。建国初年,恢复秩序与发展生产面临严重资源紧缺,这对于选取乡村服从和服务于城市、以农村对城市的支撑能力为依据设计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路影响深刻。二是城市“生产性功能”的新设置。革命后政权无论是基于秩序可控的考量,还是出于迅速促进国家建设的需要,都亟需发展出生产性而非延续传统的消费性城市定位,以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对乡村资源的超常规汲取,将经济上“小体量”的城市转变成为秩序支配的中轴。从那时延续至今、被人们广为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对城市功能进行生产定位置换的实践后果。三是以满足城市人口控制、实现城乡区隔化治理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确保资源供给和迅速形成国家统治力的强大功效。然而户籍的居住固着功能逐渐衍生出新的内涵,它逐渐成为城乡分治体系下大量社会福利差异化配置的“分配器”,这实际上以计划方式固化了城乡之间的权益格局。第二,补偿型城镇化。自改革开放至2000年左右,城镇化主要经历了由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工业化推动(1979—1984),由城市体制改革和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1985—1991),以及由产业集聚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推动(1992—2000)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实践特征,一是突破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既有格局。联产承包制实施后所带来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同时解放,为农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发展创造了契机。二是实现了改革格局由乡村向城市的快速转变。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大体延续了80年代初年以来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的基本思路,以做小城镇“增量”为主。三是市场机制所引导的产业集聚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譬如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等区域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尤其是“打工经济”所引致的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东南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补偿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一定程度规划性与一定程度自发性的结合。从城市主导格局看,大体上还是延续大城市严控思路,但对于中小城市、城镇发展逐渐放松、放开。从农村到城市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实际上是以诱致性制度变迁触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国家对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认识,促进了城镇化探索的不断加速。第三,再平衡城镇化。自2001年至今,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其中标志性的重大发展表现在“十五规划”(2001—2005)至“十二五规划”(2011—2015)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⑤。在党的十八大上,新型城镇化被定位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新四化”之一,并力图通过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深度融合、良性互动而系统性地助益于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的再平衡阶段,其津要有三:一是明确将原有的“城镇发展方针”升级为“城镇化战略”。这与之前“控大放小”、谨慎做增量的模式有明显区别,其发展推进力度是以往诸阶段所无法比拟的。二是城市群发展理念得到国家政策认可。在90年代末期提出“逐步形成合力的城镇体系”基础上,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规模上展开城镇化建设,意味着既要克服以往小城镇发展中的“农村病”,更要试图医治城市成长过程中的“城市病”,在大力提高资源整合度的同时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市场化改革下的中国城市,将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异质水平。而把市场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国家就有必要去管理新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分工和流动⑥。三是将“人的城镇化”定义为城镇化的本质⑦。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环境生态与民生改善直接联系起来,具有试图通过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调整,以促成更高层次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际之间发展平衡的鲜明特征。从上述演进中,可以得到如下认识:其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深刻影响作为现代化组成部分之城镇化的理念选择与目标定位。中国的压缩式现代化模式着重考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秩序可控,二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对国家现代化现行模式的改进或优化总体上都只能是调适性的。在此背景下,以往的城镇化大体上都限定在“抑制—补偿”的认知框架之内。经由谨慎和渐进的“经济—政治”改革,中国实际上正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⑧。当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更具公平导向的民生诉求日趋高涨时,对城镇化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预期便需要得到严肃对待,“新型”的城镇化便灿然登场。其二,国家的治理结构直接决定着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与推进形态。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角度看,从国家限制到边缘探索、再到国家规划,抑制型城镇化体现了国家计划资源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提取的急切需要,补偿型城镇化表现出了乡村改革、城市改革和普遍市场化改革的层层递进,它们先后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动力,再平衡的城镇化则是试图整合国家主导力、市场决定力与社会自主性的积极尝试。从严格限制到局部放开,再到顶层设计、协同推进,意味着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发生了重要的力量配比变化。其三,国家的治理能力塑造着城镇化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城镇化的演进性与建构性合一,是中国发展的特定政治社会生态所决定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的显著不平衡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走出抑制型城镇化的补偿型城镇化在地方治理层面仍有“逐级加速”的态势⑨,造就了突出的进步效应与问题遗存。近年,中国城镇化率业已达到53%,城乡之间的结构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乡村中国”正在逐步向“城市中国"转变,而再平衡城镇化的实施则正是加速引领这种变化的重大举措。城镇化战略的形态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进足迹。从纯粹国家治理工具的实践载体,到社会普遍福祉重构与发展的战略平台,城镇化从政策边缘进入到了国家系统化治理的战略布局之中。这一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国城镇化由自发到自觉的深刻转变。从国家决策的秩序立场到发展权重、再到民生强调的转变看,城镇化作为治理场域中的公共供给,正在转向于回应一个越来越人本化和均衡化的发展需求。新形势下的再平衡城镇化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期望,同时也意味着场域中公共供求将出现导向“城市性”的新挑战。

二、新型城镇化的型构思路与实践逻辑

从带来契机的重要性与改造面貌的显著度而言,中国的城镇化可以谓之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意味着国家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上⑩。从型构思路看,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一方面,城镇化的价值目标呈现出从“物欲”转向“人本”的趋势。无论是抑制型还是补偿型的城镇化,大体上都是基于秩序控制和经济发展的国家需求而展开的,均具有鲜明的工具主义色彩和国家主义立场,只不过前者以所谓的一体式“理性谋划”为基础,后者以多样性的发展主义为凭藉。及至新世纪初年,尤其是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城镇化这个“大战略、大问题”的人本化描述中,嵌入了对民众利益的高度重视,它或将通过效率与公平均衡导向的政策实施来渐次改变改革成本的非均衡支付。虽然政策表述具有了丰富的“以人为本”面相,但是从发展激励与行为约束的实际到位率看,城镇化的人本化发展转型才刚刚起步。很显然,这一价值预期如何得到实践兑现,仍然需要更为系统化的改革布局来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功能预设从“抑制—补偿”范式迈向了发展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国家宏观发展结构的再调整。城镇化是针对于大国体量的非均衡性而提出的重要课题。多年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政策布局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约束和产业分工的实际格局,又导致“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并存的状况。既往的城镇化模式对于改善上述状况业已乏力,因此需要有新思路、新布局。二是实现社会整体权益享有度的均等化。尽管中国在市场化道路上取得重大进步,但是城乡分治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的权益保障体系仍深受传统模式的影响,“身份政治”式的福利格局虽有松动,但距离现代普惠性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在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应该成为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内群体之间权益的再平衡过程。从根本上讲,该过程是一个张扬权利的权利再造运动,因而实质上是一个“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輯訛輥从实践逻辑讲,新型城镇化的引导式、城市性逻辑渐趋清晰。这集中表现为:第一,动力找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互动的动力结构,对于城镇化的推进至关重要。从以往的发展历程看,行政主导是城镇化推进的基本模式。尽管市场化取向的经济社会改革释放出强大的实践助推力,并通过多种方式将城镇化送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的发展格局面临着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能力的困扰輰訛輥。为此,既需要逐步调适和化解政府既作为改革动力又作为改革对象的主客同体悖论,又需要着力塑造成熟规范的市场机制,更需要深化社会建设以不断提升社会自主性。只有摆脱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使用和对于土地要素的过分依赖,尤其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才会有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未来。第二,题域整合。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多重面相輱輥訛:(1)技术—经济型的城镇化,其核心关注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这是城镇化有序发展的基础形态,也是后发语境中对于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定位依然强势的外在表现;(2)社会—政治型的城镇化,是物理空间权利化、社会化重构的空间生产历程,其要义在于循序实现社会与政治权利资源的再配置与权利实现机制的再调整;(3)文化—生存型的城镇化,强调发展的传承性与想象力的统一、同质化与差异性的互渗、有序性与活跃度的共融,认为城市既成为允许和鼓励个性与创造性的社会结构輲訛輥,又成为汇聚和整合民众生活方式一致性的象征符号;(4)生态—环境型的城镇化,在环境权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需要的时候,需要真切回应治理与工业化同步的严重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以及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紧迫需要;(5)心理—体认型的城镇化,将城镇发展规约成为一个调适心理、接续情绪、安顿灵魂的认同塑造过程。第三,资源供给。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配置与交换有着极为复杂的形态,甚至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和欠规范輳訛輥。而新型城镇化则需要实现“资源流”在更高层次上的合理化。原有由乡至城的单向度资源配置既不经济,也缺乏公平,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否则城镇化将不可持续。为此,需要通过多重政策组合来引导治理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供给应该在供给范围、方式、结构等方面有新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效发挥政府的引导力、市场的决定力与社会的自主性,形成城镇化建设资源供给的合作互动模式。第四,机制再造。从公共供求互动的角度讲,城镇化的新发展需要有新的治理机制予以支撑和保障。一是资源汲取机制,在土地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格局下,优化城镇化发展的资源汲取,核心在于改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性定价和对于土地增值效益的过度提取;二是公民参与机制,包括对于土地使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更真切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有更多主体性的意志表达;三是权力监督机制,主要是防范随意决策和责任推卸,尤其是在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防范和医治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社会溃败至关重要;四是法治保障机制,让法治成为一种社会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将政策过程纳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之中,确保城镇化建设规范高效。第五,空间重构。作为一项综合改革进程,新型城镇化具有两个重要层面的空间重构:一是以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等城市要素的扩张为表征的物理空间重构,它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一空间重构的基础是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地理新集结。二是以民众权利保障和发展的均等化为内容的权益空间重构,意在实现基于公民身份的均等化建构(譬如均衡的权利义务设置,公民权利由法律、政治向社会、生态权利方向以序列方式发展进阶)。此空间重构的基础是以公平为主旨的权利现代化,它将形成以新的人权保障格局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政治。而健康的城镇化,意味着物理空间重构与权益空间重构的大体协调。这表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在于空间的社会化重构与社会的空间化重建,这种空间的双重建构历程是一种典型的权利再造历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第六,绩效审视。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于服务于民众福祉的有效保障与普遍增长,这是人本化城镇化的本真涵义。为此,新型城镇化的绩效评价需要有三个转向:一是绩效评价的社会转向,逐步摒弃仅仅基于政策实施方自我评价的自为立场,发展出民意导向的政策过程和绩效评价体系,以引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二是绩效评价的法治转向,确保城镇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尊重明示的程序和规则,从而充分激发出民众的首创精神和参与热情;三是绩效评价的协同转向,整合性地进行建设绩效评价,将经济效率、社会正义、环境可持续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评,以增强对于长期效应的引导力和关注度。

三、新型城镇化的塑铸作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即在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需要更有效地回应如何在做大蛋糕基础上实现成果的公平分配,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这就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题域的改革发展,要着力解决权力经济以及“弱产权”等体制性约束,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克服现有模式效能衰减的威胁,实现可持续的新发展。新形势下的城镇化发展转型,需要在原有的国家立场基础上融入更多让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可以参与介入的空间,它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的需求表达方式与供给提供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场域和供求互动模式。这表现为:一是更多基于社会需求引领的城镇化成为富有前瞻性的“国家工程”,具有更强的战略引领力和更显著的实践推进力。二是更多整合性题域的城镇化成为更具可操作性的综合改革工程,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工业与新农业“双向共进式”輴訛輥发展既是形成新型城乡空间的基础,又是型构新型社会结构的依据。三是更多民权保障维度的城镇化成为回归和提升人民主体性的人权工程,通过合理调整乡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权益资源的配置格局,将有助于有效推进农民权益的市民化。其实,城镇化的上述发展仅仅是一个肇始。对于未来中国的深刻影响,不论是经济形态、社会结构还是阶层基础,都将通过对于深厚绵长之乡村性的城市性改造和置换而表现出来,即通过对于传统性的扬弃和现代性的赢取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市性是一种复杂现代性的表现。一方面,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依附与拒斥并存,公共治理所需的复合动力机制尚未成型。这是城镇化发展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对诸社会领域的强势“殖民”,以及权力机制某种程度上的调控乏力,导致显著经济绩效与复杂社会风险共生,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的难度。这是城镇化实践所应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城市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城市化便是形成这种“有机体”的“一种心理物理过程”輵訛輥。显然,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性,对于传统乡村性并非是一种线性的替代,其间存在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错置、拒斥、交融。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既是革新发展的历史契机,又或将是筚路蓝缕的未期挑战。从发展机遇的角度讲,新型城镇化对于国家治理具有三重形塑价值。一是面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性价值。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城镇化构成对现有发展模式中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的部分替代方案。与此同时,通过对小农过密化的系统性改造、对大量非正规经济的革除以及对原来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集约化转型,实现发展升级。这意味着,超越于“红利说”、“动力说”等工具性阐释,城镇化的发展性价值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于既往模式的超越和对于发展性需求的战略回应。二是面向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建构价值。压缩式现代化模式注定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阶段合理性与可持续限度,这也为以收缩与调试的再平衡方式实现政府职能优化规定了实践路径。更多地导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有限政府、能动市场与自主社会的联动格局规避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以及社会失序,将建构的积极因素尤其是政府作用发挥到有助于形成内洽合力的程度,至关重要。三是面向人之现代化的公民资格发展价值。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核心指向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的调适。它通过促进物态城镇化向人本城镇化的不断转变,将成为大规模的权利平等化重构运动和现代公民资格发展的历程。从实践挑战的角度论,新型城镇化或将引致一系列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而影响国家治理。其中,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包括:其一,过载风险。譬如人口过速集中、产业跟随滞后、就业持续乏力、交通严重堵塞、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承载不堪重负、资源约束一再被突破等原生风险和关联风险等輶訛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力过载风险(即有可能造成城市行政权的纵向升级和横向扩张运动,从而衍生出大量乱象)輷訛輥。其二,固化风险。即城乡矛盾内化,将非均衡的权益结构固化,把既有的不合理二元结构内化成为城市内部的常态,这是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风险輮輦訛。与此同时,与“城市碎片化”紧密相关的阶层收入两极分化亦有可能加剧,从而加深社会碎裂。其三,散逸风险。当大量旧有的村民文化甚至是臣民文化移植进入了城镇,缺乏完整权利义务认知和现代公民身份建构易于导致暴力化、牟利化,致使社会呈现出大量弥散性的各种风险。其四,漂移风险。城镇可能会成为“风险集散器”,各种环境、生态风险极易持续地向四周扩散,形成漂移风险輯訛輦。从根本上讲,这些风险是社会转型中“结构紧张”的或然后果,具有跨域渗透性与层叠集群性等特征,它可能使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代价和环境生态耗损远远超出预期。作为复杂的公共选择过程,新型城镇化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对中国在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主要涉及对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创新。另一方面,确保国家拥有充沛的治理能力和行动能力至关重要。目前,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輰訛輦。对于正快速大转型的当下中国,具有较强的汲取能力、整合能力以及社会平衡能力是大国治理所不可或缺的。实际上,新型城镇化正是切合了由社会需求所触发的深化改革实践,为国家治理设定了新的发展向度,也为针对性的改革议题拟定和实施提供了实践平台。一方面,国家治理的结构调整,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从权力理性化的角度讲,在城镇化进程中,为寻求一个依据共同规则管理的国家政府治理体制,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民主的长征”輱訛輦。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功能调适,需要通过探索公共治理的权威引导模式,不断优化治理工具的选择,将市场化工具、工商化工具以及社会化工具进行优化组合,以更有效率地供给公共物品。因此,“以现代化为旨向识解国家治理”輲訛輦,尤其需要实现政府的效能化与民主化转型,构建服务行政模式,强化政府能力建设,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结论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1.1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为了更高效地完成社会经济管理事务,绍兴市极通过“上挂、下派、内培、外引”的方式来加强中心镇的领导班子和业务人员。这种方式可以简要概括为“上下内外”——“上”是镇里工作人员到县行政服务中心上挂锻炼;“下”是县里放权的对口职能部门派人到镇里挂职辅导;而“内”是通过内部机构调整,重新按照专业对口原则来确定工作岗位,并组织全县范围的轮训;“外”是组织当地工作人员走出去到学校和培训机构去学习业务,对外公开招聘新人员。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镇级政府干部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

1.2事权下放,扩大管理权限绍兴市自开展扩权强镇改革以来,重点突出镇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两大职能,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则,赋予中心镇部分原属于县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主要体现为行政许可权、行政执法权和审批权的下放。为使现有的机构设置与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相适应,绍兴市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将原内设机构“四办两中心”调整为“五办一局两中心”,而作为首批强镇扩权试点的兰亭镇积极推动“委托授权”向“机构延伸”转变,镇级机关设置调整为“三办两局三中心”,即党委政府办公室、社会事业和保障办公室、招商服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局、城镇建设管理局,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心、综治工作中心和新农村建设指导中心。④

1.3财权下沉,提供资金保障绍兴市按照“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政”的原则,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中心镇发展的财政体制,具体措施包括实现财力适度向中心镇倾斜,建立和完善财政优惠激励机制,使镇级政府拥有县级审批权限的政策优势,扩大其自主权。

1.4制度创新,给予政策支持绍兴市结合各中心镇的实际,为了加强社会管理,优化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小城镇规划、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创新。第一,在规划方面,绍兴市各中心镇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坚持规划先行,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规划布局和发展方向。各中心镇根据自身情况还进行培育中心村建设,形成“中心镇——中心村”梯度发展格局;第二,在资金要素方面,市政府加大对中心镇的财政扶持力度。各中心镇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办法,吸引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第三,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城乡统一的包括涉及建立就业服务机构、扶持自主创业等方面的就业制度,设立了“六到位”中心镇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绍兴市扩权的主要措施及制度创新主要见下图的十个方面。

2.强镇扩权对城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和产生的问题

2.1强镇扩权对城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强镇扩权是基于政府组织扁平化、财政分权等相关理论,并结合经济强镇存在发展困境的新探索,也是政府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层面的重要选择。总体而言,绍兴市强镇扩权改革对该市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2.1.1提高镇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财政权下放为镇级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了经济保障,在财政得以保障基础上事权的下放不但可以改变镇级政府过去“小脚穿大鞋”的现状,增加镇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便性和有效性,而且可以增强镇级政府社会管理的可执行度,能规避“看得见,管不着”的现实问题的存在。比如绍兴市兰亭镇实现了自来水网全覆盖、村村有公交、医疗镇村一体化、权力向乡镇下放对改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较弱的状况,财事权的下放对于真正实现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意义。

2.1.2转变镇级政府职能,增强镇级政府的适应性绍兴市推行强镇扩权以来,一方面赋予中心镇经济社会管理、城镇建设、资源支配等权力,提高了镇级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有利于使其发展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对周边镇起到辐射作用;另一方面强镇扩权能及时纠正乡镇政府管理缺位的问题,增强了乡镇的适应性,有利于使经济强镇实力更强。

2.1.3推进中心镇城市化进程,增强城镇发展的自主性和活力一方面事权的下放给予了中心镇更多管理处理社会经济管理事务的自主权,使得中心镇自主决定其自身发展的路径选择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镇级政府的管理权限扩大为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能使城镇化建设开展的有声有色有活力。

2.1.4增加中心镇财政收入,促进城镇发展硬件环境优化实行基数内分成、超收分成和增值税专项分成政策后,中心镇公共财政分成比例明显提高。除此之外镇级政府还享受在镇级管辖区域内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全部返还等相对独立的财权。对镇级政府实行财政转移支持后,财政实力明显增强,为中心镇的城镇化建设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投入资本,更为当地居民带来硬件上的享受。

2.1.5促进乡村地区的转型升级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较为薄弱,而镇虽然在地域空间上是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但是镇本身实力有限,难以发挥其地理优势,不能给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好的支持。在通过强镇扩权改革后,扩大镇级政府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促进镇的快速发展,从而来不断增强和发挥镇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带动农村地区转型发展。通过中心镇职能的提升,促进乡村农业、轻工业等强势产业整合,实现规模化、集聚集约化发展。

2.2强镇扩权下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

“强镇扩权”改革是一个政府间结构的重新调整过程,不得其然仍面临着很多的体制性难题,主要是:法律上的障碍;制度上的障碍;利益上的障碍;观念上的障碍。强镇扩权下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有:

2.2.1强镇扩权下致使镇级政府的运作产生不良后果从“行政区经济”的封闭性特征看,由于分权使得“地方”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支持维护相对封闭性行政区经济,从整体上制约了县(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4]强镇扩权随着强镇的自主权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与县级政府的合作,造成县级政府对整个县域的区域协调能力减弱。一旦经济强镇可以独立进行封闭性的决策和发展,各自为政,恶性竞争,造成县域内的各种经济要素难以向优势区域集中,产业不集群,使资源不能最大化利用等问题的出现。

2.2.2发展空间的制约影响强镇扩权的实施效果“强镇扩权”在逐步壮大小城镇的同时,会催生城镇发展和空间需求的矛盾。发展空间可谓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资本,发展空间不足的制约,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强镇扩权目标的实现,对强镇扩权的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镇级政府如果不能规避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不适度性问题,在利益驱动下,以扶持政策为幌,过度侵占农村用地,将会导致不可持续发展。

3.进一步推进绍兴市强镇扩权和城镇化建设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逐步打破法律上、制度上、利益上和观念上的障碍,解决扩权给城镇化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同时,绍兴市政府应进一步思考“强镇扩权”下一步该怎样走?怎样才能真正高效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城镇化建设?笔者认为,应推动和落实“强镇扩权”向“扩权强镇”转变,并积极培育有实力的中心镇向“镇级市”发展。

3.1推动“强镇扩权”过渡到“扩权强镇”发展“强镇扩权”与“扩权强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扩权,后者强调强镇,可以简单地理解“强镇扩权”是强镇需要扩权,使强镇的经济社会水平得以发展;“扩权强镇”则是通过扩权改革使强镇更强,并带动培育更多的强镇。“扩权强镇”其着眼点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和适应中心镇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使中心镇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强镇,并发挥其地区辐射作用,为小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基础条件。为此,下一步绍兴市应用“强镇扩权”来实现“扩权强镇”,进一步推进“扩权强镇”改革,并促使有条件的“经济强镇”向小城市转变。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据旧史考察,潮盐销售的运输路线主要是以下三条:其一为南雄靠肩挑过大庾岭下赣州;其二为由南雄与江西信丰交界的乌迳新田村溯东江东运;其三为由粤东潮桥运销赣东南和闽西这三条商道。盐运工人依据这三条商道,将潮盐运往三边地区,进行互市交易。《宁都直隶州志》中提到,宁都的盐运,是由潮州的盐运支配的。人们在进行盐交易时,通过桥下客船互换盐钱,之后装载在各大货船上,运到三河坝进行盐质量的检验,检验通过就可以分装成小包运装上岸进行交易了。陆运到福建一带,依然是通过水上运输到上杭,之后检验过的盐才能分装运到别处,进行交易。由此可见,盐运交易在当时受到极大重视,各个关卡都有检验盐质量之人,确保盐运事业通畅。不过也可以看出,盐主要是通过水路进行运输,水路行程较慢,《宁都直隶州志》中也有提到“水运至州城,抵埠程限四十三日”,可见运输时期较长,当时运输条件不利。盐运路径分明,而赣南人民又经此道进行米粮运输,将米粮运往粤地,进行互市交易。米盐贸易的利润惊人,赣南粤北地区的人民大多依此为生,由此两地皆不再为米盐问题而困扰不已,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市场井然有序,繁荣昌盛。清代中后期,每年米盐交易总数巨大,不少于十数万石,解决了无数府县的生活问题,也奠定了赣南粤北米盐交易的基本格局。

二、赣南粤北城镇化发展状况

1.盐运枢纽———三河坝。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地处繁茂的广东三河镇,汇聚了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河镇地理位置优越,上接赣南闽西,下通潮州各府,水运陆运交通便捷,因此成为了赣南粤北的盐运枢纽,众多盐运商贩聚集的大本营。早在宋中期,三河坝就已经建立了盐务,为检验盐运的关务,之后又设三河站作为盐运转运之所,更设三河巡检司,作为巡视盐运的关卡。后因三河坝日渐繁荣,人员往来众多,遂建城称之为三河镇城。据旧史记载,潮盐销路沿“潮—汀—赣”商路,从潮州运盐到三河坝,经三河坝转运至汀江,越过众多府县之后到达目的地,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在盐运路线上的重要性。据潮州盐法志记载当时三河坝的盐运状况,称从潮州运盐,每次用趸船二只,在广济桥下进行交换盐钱,之后经检验后装入大船中,转运到三河坝查验盐,之后在此处将盐分装成一小娄一小娄,再运至别处贩卖。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起着盐运关卡的作用。这一点在清朝的其他文献中也可以得知,如《鹾政备览》中讲道:“自经三河坝缉私关排验照,盘查之后,均于该处卸载过驳,凡属嘉应各埠引盐,即分运赴埠销售。”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地处盐运重要路段,连接着各条盐运路线,必须通过三河坝转运才能进行正常的互市交易。作为重要的盐运枢纽,三河镇当时的互市交易状况必定繁荣。据《清一统志》的史料记载,当时的三河镇贸易者众多,处处皆是进行盐钱贸易的商铺小贩“,舟楫辐辏,贸易者为浮店。星布洲许,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百货悉备”,可见盛况。三河镇地处要塞,交通便利,往来人员众多,据记载往来的船只每日皆不停歇,大大小小船只六十余艘,又因交易者众多,很多船家都停泊此处,打尖住店,好不热闹。作为盐运之用的船只,称之为兜篷船,有两兜篷和三兜篷之分。而这些兜篷船往来,有的是载米,有的载石,但最为多的,则是运载盐进行交易。还有一种船称为“哨马船”,船体甚大,船头高跷,能够运载盐数众多,是大商铺大商人才会用的船只。“丰市妇女挑盐肩木,往来如织。雇夫过山,辄以女应”。许多的妇人也进行盐的挑运工作,可见三河坝盐运昌盛的景象。三河坝盐运的昌盛,也带来了三河坝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2.盐运重镇———兴宁。广济桥在当时被作为广东一带盐运的集散地,从广济桥出发的盐被销往赣南粤北众多府县。当时的盐运商,都将盐聚集到广济桥,由代表政府的盐商进行分销,检验盐质量,上缴盐运税务,之后就可以运往各地,进行盐的销售了。明代时,赣南人民所食之盐都是淮盐,而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南方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淮盐无法像明初时依例发往赣南一带,无法继续供应当地居民需求。而此时潮盐通过水运到达了赣南,而且由于潮盐运输环境较好,不似淮盐运输道路艰涩,屡屡受阻,所以潮盐价格低廉,许多民众蜂拥前来抢购潮盐。潮盐受到赣南人民的喜欢,年销售量大增,往来者络绎不绝,于是兴宁因此成为了一个盐运重镇。沿河盐仓众多,每年上缴的盐税就能达到3万余两,每日前来的盐贩数不胜数,盐工日挑上百斤盐,江西盐工最多。络绎不绝往来的人员,也帮助兴宁其他行业的发展。盐贩在此处贩卖交易,居住于此处,吃喝在此处,因此兴宁的客栈、饭馆、杂货店等生意红火,正是托了盐运的福。市场也因为盐运而更加繁荣,兴宁成为一个大的贸易市场。康熙年间,为了便于米盐互市交易,开设了盐院。盐院实为整顿盐政,整顿地方私盐贩卖现象。朝廷派专门司盐的人员前往各个盐运省份进行督察,以肃清盐运不正风气。盐院的开设,使得广济桥兴宁这一盐运路线受阻,不再被使用,兴宁也因此消沉。直至雍正时期,兴宁盐埠因朝廷下达了重开埠口的命令才得以开放,继续从前的繁荣之象。兴宁盐运事业的继续,促进了赣南粤北地区米盐贸易的兴旺发达,也使得赣粤一带商人看到了新的商机。